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结束世界银行的任职后，继续传播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其最具争议的便是中国经济未来20年可保持8%增长速度的预言。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全球宏观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中国经济还没有找到下一个增长的接力棒，林毅夫的判断偏于乐观。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张斌对此表示部分赞同。张斌称，“很多理念我是认同的，只是有些操作环节会比较困难。但也不能排除在现实中，有实现的可能性。有政府干预相对成功的例子，关键是看政府做了什么。”

张斌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能完全靠市场配置资源。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有政府发挥作用的很大空间。但他认为，政府会不会，以及有没有能力去做它该做的事，则比较难让人信服。

普遍规律是，刚开始政府发挥的作用比较突出和积极。比如，提供储蓄，及市场提供不了的但能节省交易成本、提升效率的。但到一定阶段后，政府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局面，决策效率越来越低。最后导致可能市场、利益集团、民众都对政府不满意。“中国现阶段是重新定位政府职能的问题”。

张斌称，从现实来观察，林毅夫所说的中国基于比较优势，政府确定需要扶持的企业，这在操作方面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能力问题，二是意愿问题。能力方面，甄别比较困难。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大概确认，哪些产业未来是很有发展的潜力，但要进一步细化则比较困难。既然是甄别困难，做的方式可能更重要。一个基本原则是做基础和有正的外部效应的方面，核心问题还是克服信息不对称。

“要把握的基本原则是，做市场不做的。比如，市场不大可能做太基础性的研究。”他举例称，成功的例子，如台湾，电子产业刚开始起步时，政府以比较优惠的待遇，从外引进行业领军人物做基础研究，然后让这些专家进入企业，发挥更好的作用。

更难的是意愿问题。政府是很多部门利益群体组成，而非一个统一整体。在博弈的过程中，能不能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初衷，能不能达成一致方向，则是问题。从中国现实情况看，可能不是很乐观。政府很容易保护它既定的利益群体，不是维持产业的发展进步导向性。

他总结道，能力上，能不能通过好的手段达到这种能力；意愿上，能不能通过好的制度设计，保持激励的相容性，这是一些关键的细节。“如果这些细节不能落实的话，初衷就很难实现。”

对于林毅夫提出的下一轮反周期的刺激政策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判断，张斌认为，凯恩斯讲的是需求，而林毅夫讲的不仅是需求，也考虑供给方，比如产业升级，是长期和短期相结合的考虑。

张斌称，基础设施是需要的，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基础设施匮乏。对地方上的投资怎么做合理，中央政府很难知道。因此，基础设施投资权力要下放到地方。投资方向也不是传统的“铁公机”，而是城市化中需要的项目。

张斌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不只是纯粹需求问题，更担心的是中长期增长潜力问题。政府措施应该有两个前提，一是近期稳定需求方面发挥作用，二是有利于未来经济结构改革、可持续增长。“从后者意义上来讲，是超越凯恩斯的。”

他表示，基于需求方分析，上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为出口和投资驱动。但中长期经济增长，从需求方则很难理解。他指出，上一轮经济增长的原始驱动力在于制造业效率的提高，从而带动包括房地产、政府收入和就业的增长。金融危机后，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制造业继续扩张受到限制，支撑原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弱化。

“需要转向内需，更核心的内容一是收入分配层面，如果收入分配没有合理改善，扩大内需就比较难；二是提高服务业效率。”他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