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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比较是最容易出结论、也最容易出错的领域。把两个国家的渗透率放在一张图上,差距一目了然,但那个差距有多少是发展阶段造成的,有多少是统计口径造成的,往往没人追问。比较之前,先过四道可比性的关。
第一道是统计口径。产值、增加值、出货金额、销售收入,四个词经常被混用;全口径与规模以上、本国生产与本国品牌,也常被悄悄替换。口径不同,差距可能有一倍。看到跨国对比的数据,先找注释,找不到就当作参考,不要当依据。
第二道是产业阶段。渗透率、人均保有量、更新周期,这三个指标决定了一个市场处在普及期还是替换期。用普及期的增速去要求一个已进入替换期的市场,结论必然是增长乏力,但这是阶段差异,不是能力差异。把阶段判断错,后面的战略推导全部作废。
第三道是要素价格。能源、人工、土地、资金,四项成本的结构差异,往往比技术差异更能解释产业布局。一些海外产业回流困难,不是因为不会做,而是因为能源和人工的成本结构不支持。反过来,国内某些环节的竞争力,也并非全部来自技术。
第四道是制度成本。合规、税收、审批、劳工规则,这些不进入报价单,却实实在在影响投资决策。比较时把它们折算成时间与费用,才谈得上可比。很多海外经验落地失败,就是因为只搬了做法,没搬制度环境;同样的工艺,在不同的审批节奏和用工规则下,投资回收期能差出好几年。
比较的目的不是找一个答案照抄,而是提取参数。比如海外在某一阶段的设备更新周期、配套半径、集中度水平,可以作为参照值,用来判断国内同类产业处在什么位置、还有多少空间。参数可以校准,结论不能。同一套经验搬到不同阶段的市场,边界条件一变,结果就可能是反的。
还有一条经验值得记住:海外走过的弯路,往往比成功经验更有参考价值。产能过剩、路线押错、补贴依赖、集聚空心化,这些问题在多个市场反复出现,说明它们与国别无关,而与产业规律有关。看国际趋势,先问四个可比性,再问一句他们的教训我们会不会重演,比急着找对标对象有用得多。